第十五章 礼物 (3-2)

杨渊记得提起拯救大明王朝，各种策略多得是，起手就是打压文官集团，再来就是征收江南富户，最后就是重用武人。

这些看似新鲜的政策，朱由检都用过了。

崇祯九年，也就是明年，会有一个名叫陈启新的武举人上奏崇祯皇帝，指出大明王朝的几大病根。

第一就是重用文官，只讲究科举取士。昔日的贡生、举人现在没有上升前途。

第二就是言官误国，科道言官随便放炮，党同伐异，制造政争。

第三就是官绅太过有钱，建议朝廷“今何不幸而尽夺于中之缙绅乎？”。

陈启新如此、杨嗣昌也如此，他们的建议听起来都是很好的，但是行使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

比如加税助饷。

崇祯八年，东林党卢象升认为现在财政缺口很大，既然无法节流，那就只能开源。加征的税收应该从富户手里出，凡纳税足够十两的富户要再增加百分之十的赋税。

东林党的户部尚书侯询则认为这钱应该从官员身上出。官绅们每纳税一两的加税二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十。而富户之中纳税够五两的加税一钱，等于是扩张了百分之二。

然而崇祯皇帝并没有用这种刀砍在官员和地主身上的“东林党”建议，而是决定每一两银子的赋税，加征百分之十。

这种做法就叫做不接地气，因为小民们已经过不下去了，任何针对普通民众的普遍性加税更会加大这种痛苦。

凡事不能只看账面的数字，后世外国学者看到明清税率的时候，认为明清税率低的吓人，美国汉学家魏斐德不能理解为啥老百姓们会造反，一如他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虚无地道德主义”坚决抗清一样。

然而在明末清初人张履祥的《补农书》，他作为一个小地主总结了自己平时的赋税压力。

各项加派、摊派加在一起占他经营收入百分之二十。

张履祥还不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他的农业是纯粹经济化的，他大量种植经济作物，收入超过普通农民太多。

对于普通的小农而言，这个压力会有多大？

有这样的圣明天子，如此敢作为，大明王朝不死才有问题。

明代的徐光启搞了板甲，望远镜、引进了西洋炮术。瞿式耜还引进了葡萄牙雇佣兵。

福建巡抚熊文灿一年铸了三百多门十二磅红夷炮，后来林则徐铸了两百多门炮就敢虎门销烟，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老林是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老熊又算什么？

崇祯五年，吕岑会战，新教联盟跟神圣罗马帝国军队决战，他们双方的各式大炮加在一起也不够一百门。

崇祯十七年，潼关之战，大顺与满清一决国运，双方任何一方的炮队规模都不低于一百门这个数。

中国太大，一个王朝的官僚体系太复杂，很多事情不是一拍脑门，或者说一个策略就能解决的。

杨渊记得崇祯皇帝的最后一年，在大顺即将进北京的时候，还玩了一手藩镇副本。

要各地总兵火速进京勤王，然后开出的条件如果他们能够收复失地，那就可以父死子继，世代相守。

然后这些大明军官放着好好的节度使不干，都投降大顺了。

“治大国若烹小鲜啊。”

杨渊一念及此，嘴上没头没脑的念叨了一句，立即引来了杨世禄的白眼。

“胡说些什么？”

“只是想到日后，心里多半有些踌躇。”杨渊问道：“父亲有什么打算？”

“木已成舟，生米煮成熟饭，还能有什么打算？”杨世禄叹了口气：“你争点气，让我早点抱孙子算了。”

这都哪跟哪？

杨渊仔细思考一番：“父亲，我倒有个想法。”

“你说。”

“父亲说过孙传庭要做陕西巡抚，他又与父亲通过书信。我们既然也是东林中人，孙抚台那里一定是要有所报效。”

“你是说？”

杨世禄皱紧眉头，不知道儿子所言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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