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三十六章 (2-1)

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是当时贵族妇女对弈围棋情形的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形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钳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藏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淮安宋代杨公佐墓出土的50枚黑白圆形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唐代“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是中国围棋发展史上的一个新标志。所谓棋待诏，就是唐翰林院中专门陪同皇帝下棋的专业棋手。当时，供奉内廷的棋待诏，都是从众多的棋手中经严格考核后入选的。他们都具有较高的棋艺，故影国手“之称。唐代着名的棋待诏，有唐玄宗时的王积薪、唐德宗时的王叔文、唐宣宗时的顾师言及唐信宗时的滑能等。由于棋待诏制度的实行，扩大了围棋的影响，也提高了棋手的社会地位。这种制度从唐初至南宋延续了500余年，对中国围棋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古代围棋从唐代始，围棋随着中外文化的交流，逐渐越出国门。首先是日本，遣唐使团将围棋带回，围棋很快在日本流传。不但涌现了许多围棋名手，而且对棋子、棋局的制作也非常考究。如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来唐入贡的日本国王子所带的棋局就是用“揪玉“琢之而成的，而棋子则是用集真岛上手谈池中的“玉子“做成的。除了日本，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也同中国有来往，特别是新罗多次向唐派遣使者，而围棋的交流更是常见之事。新唐书东夷传中就记述了唐代围棋高手杨季鹰与新罗的棋手对弈的情形，明当时新罗的围棋也已具有一定的水平。

明清

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其表现之一，就是流派纷起。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形成了三个着名的围棋流派一是以鲍永嘉人为冠，李冲、周源、徐希圣附之的永嘉派;一是以程汝亮新安人为冠，汪曙、方子谦附之的新安派;一是以颜伦、李釜北京人为冠的京师派。这三派风格各异，布局攻守侧重不同，但皆为当时名手。在他们的带动下，长期为士大夫垄断的围棋，开始在市民阶层中发展起来，并涌现出了一批“里巷人“的棋手。他们通过频繁的民间比赛活动，使得围棋游艺更进一步得到了普及。随着围棋游艺活动的兴盛，一些民间棋艺家编撰的围棋谱也大量涌现，如适情录、石室仙机、三才图会棋谱、仙机武库及弈史、弈问等20余种明版本围棋谱，都是现存的颇有价值的着述，从中可以窥见当时围棋技艺及理论高度发展的情况。

满族统治者对汉族文化的吸收与提倡，也使围棋游艺活动在清代得到了高度发展，名手辈出，棋苑空前繁盛。清初，已有一批名手，以过柏龄、盛大英吴瑞澄诸为最。尤其是过柏龄所着四子谱二卷，变化明代旧谱之着法，详加推阐以尽其意，成为杰作。清康熙末到嘉庆初，弈学更盛，棋坛涌现出了一大批名家。其中梁魏今、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四人被称为“四大家“。四人中，梁魏今之棋风奇巧多变，使其后的施襄夏和范西屏受益良多。施、范二人皆浙江海宁人，并同于少年成名，人称“海昌二妙“。据在施襄夏30岁、范西屏31岁时，二人对弈于当湖，经过10局交战，胜负相当。“当湖十局“下得惊心动魄，成为流传千古的精妙之作。

传播

围棋缔造者尧帝到19世纪中叶后，日本的围棋水平赶上中国，并在其后的一百年间，将中国远远抛在后面。

中国和越南的交往可以上溯到秦汉时期，西汉时曾置交趾郡，辖境包括越南的大部分地区。此后，越南长期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围棋在越南开展流传的情况未见史籍记载，但估计不会晚于12世纪。元至元中1280左右，曾派徐明善出使安南即越南。他在安南曾观当地贵胄子弟弈棋，作了安南春夜观棋赠世子一诗，中影绿沧庭院月娟娟，人在壶中樱身共一枰红烛底，心游万仞碧霄边“等语，足见当时越南围棋已很流行，而且也很讲究高雅的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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