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历史地位为何如此重要(河西走廊兴衰历史走向)

引言：

它，汇聚了雪山、绿洲、沙漠、戈壁等众多地貌风光，是一条横贯东西的风景走廊；

它，蕴藏着古道驿路、长城雄关、石窟壁画等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一条穿越千年的文明走廊；

它，集中了风、电、光、气等多种新兴能源，如今正为祖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是一条繁荣富强的能源走廊。

它，就是闻名世界的中国名片——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位于中国西北部，自然风貌十分丰富，可以说除了没有大海以外，这里几乎集聚了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理形态。

其不仅在古今历史上的地缘位置至关重要，对于华夏文明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翻阅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文献古籍，河西走廊在每一页上都刻下了它独一无二的印记。

一、军事枢纽：得天独厚的兵家必争之地

河西位于今甘肃省西部，因地处黄河以西，故名“河西”。河西南北两面高山环伺，南边是绵延不绝的祁连山脉，北边是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等多座大山。

南北山麓之间，如同鬼斧神工般凿开一条长一千多公里、宽十几至百余公里的狭长走廊，华夏儿女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名字——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两侧山脉高耸入云，寻常商旅很难逾越。即便是训练有素的征战大军，想要越过这里，也必须先通过一大片荒漠戈壁的重重考验。

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一年到头干旱少雨，风沙侵袭反而是家常便饭，特别不适合从事生产活动和定居。

对于生存物资匮乏、应变能力不足的古人来说，河西走廊有如一道天堑，成为保护中原王朝土地子民的天然屏障。

在一大片沙漠之上，祁连山的冰雪融水成为了唯一一片绿洲，源源不断地滋润着河西走廊上龟裂干渴的土地，经数千年的冲刷灌溉，在走廊腹地上形成了五十多条内陆河流，以及武威-永昌、张掖-酒泉、玉门-敦煌三大平原。

直到今天，这三大平原依然是甘肃省境内水草最丰美、最适宜耕种放牧、农牧业最发达的丰饶之乡。

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数千年的繁荣辉煌，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发生在这里的传奇故事。

为何说河西走廊是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呢？因为从古代战争的角度来说，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实在太重要了。

翻阅中国通史就会发现，华夏文明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部平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彼此之间不断碰撞、不断融合的历史。而地图上处在二者之间的是谁呢？正是这条天然形成的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东接关陇，西连西域，北抵匈奴、突厥，南通吐蕃、吐谷浑和羌，就像中原王朝驻守边疆的一只臂膀，牢牢把持着这一处天下要冲。

站在中原王朝的角度上，只要保证了河西走廊的防务稳定，就拥有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底气，不论来犯之敌是匈奴、吐蕃、突厥还是羌人，任他千军万马也只能望关兴叹。

而中原王朝如想对外进取，从河西出发则居高临下势如破竹，攻守两便进退自如。

唐朝末期，吐蕃趁安史之乱之际趁虚而入，大军一度攻至长安，对关陇虎视眈眈构成直接威胁。

后来北宋也由于失去河西之地，被迫长期受制于西夏，在外交和军事上屡屡吃亏。

两大强盛王朝失去河西，也如同断其一臂，尚难以御敌自保，足见河西走廊对于中原政权有多么重要，故后世多有“河西不固，关中亦未可都”的说法。

二、文化纽带：多种文明碰撞融合的见证

“五十六个星座五十六枝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如今的中国早已是团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汉族与各少数民族间和睦相处亲如兄弟。但是在两千年前却并非如此，华夏多民族文明的融合走过了一条艰辛曲折的路程，而河西走廊恰恰就是这项壮举的重要见证。河西走廊自成一隅，同时又四通八达，与中华文明欣欣向荣的多元格局高度契合。

汉武帝时派张骞出使西域，促进官方与民间使节商贩的政治经济联系，由此产生的丝绸之路如今已名震天下，但是汉武帝遣使修好的初衷却鲜为人知。

两汉绵延三百二十年，从头到尾都处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之下。

汉武帝时北方劲敌匈奴气焰正盛，时常派出骑兵南下袭扰长城以北、以西地区，戍边士卒难以抵抗，当地民众苦不堪言。

为了尽快解除这个北方大患，汉武帝站在地图前苦思冥想，最终将目光定格在西域诸国的身上。

因为匈奴仗着自己马烈枪长，对其他任何政权都没有放在眼里，他们对外侵略的目标不光光是汉朝，西域的那些弱小国家也时常遭殃。

汉武帝结交西域诸国，目的就是与之结为联盟，以河西走廊为依托，在东西向上建立起一道一致对外的同盟战线，联手对抗和隔绝匈奴这个共同的敌人。

这项提议获得了西域诸国的强烈支持，大大推动了多民族国家融合的进程。

西汉政府打败匈奴后，获得了对河西走廊的绝对控制权，迅速发挥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优势，在当地设置河西四郡，颁行“屯垦戍边、移民开垦”的八字方针，进一步加强了对河西之地的管理，加快了汉朝统一西域的步伐。

从那以后，河西走廊从传统的游牧区摇身一变，迅速转型为新兴的农业区和手工业区，来自中原地区的封建文化在这里得到了高度的传承与发扬。

发达的农牧业，加上丝绸之路注入新的动力，让河西迅速成长为西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经济中心，享有“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美誉，直到唐代前期，这里都是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经济实力的繁荣也促进了军事力量的发展，每逢重大军事行动，交通便利、经济富庶的河西地区，都会成为军队集结休整、物资转运供应的首选之地。

随着对外贸易的日益密切，河西走廊的商业区和城市规模迅速活跃起来，丝绸之路沿线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地，都成为闻名天下的重要站点。来自西域和草原的贩客商队络绎不绝，将来自世界各地的异域文化带到这里，使河西走廊成为世界文明传播、融合的纽带。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对世界文明史做出系统总结，他认为从古至今自成体系而又历史悠久的只有四大文化，分别是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而这四大文明汇聚的唯一交点就在中国的敦煌和新疆一带，也就是河西走廊附近。

在中西文明数千年碰撞交流的过程中，河西走廊广泛吸收域外文化，如祁连山冰水一样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华夏文明的土壤，在宗教、音乐、舞蹈、绘画等多个领域恣意绽放。

三、王朝兴衰：中原王朝国力强弱的风向标

现代考古研究已多次证实，河西走廊在几千年前，曾经孕育了辉煌灿烂的新石器和青铜器文明，是华夏大地上最早出现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地方之一。在春秋战国年间，当中原大地上的五霸七雄彼此裂土割据的时候，河西就已经是大月氏、乌孙和匈奴等草原游牧部落世代生存的家园。

公元前2世纪末，汉朝国力日盛，在打败匈奴后将河西走廊纳入了自己的疆域范围，令匈奴人惋惜不已，认为失去祁连山和焉支山，对他们赖以生存的畜牧业来说是致命的打击。

河西归汉之后，大量中原移民纷纷涌入这里，汉廷不仅在此加固了长城城防，还分设酒泉、张掖、敦煌、武威“河西四郡”，同时派出大量人力垦边屯粮、常驻军队，将中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领域的习俗和制度带到这里。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到王莽篡权创立新朝之际，河西已经是兵强马壮、仓廪丰实的殷富大郡，商业贸易的繁华程度在全国都排得上号。

魏晋年间，与中原的政治动荡相比，河西的社会环境相对稳定，更加适合老百姓安居乐业，遂吸引大量人口到此定居，总人口达到了汉唐时期的历史峰值，河西文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隋唐两朝更加重视河西的经营与发展。隋炀帝曾先后两次派心腹大臣坐镇张掖，在武威、敦煌等地之间往来奔走，以吸引西域吐蕃等地的商客。

公元609年，隋炀帝更是亲自巡视张掖，在焉支山下盛宴款待西域二十七国的首领和使臣。唐代经太宗、高宗、武则天数代盛世，至开元、天宝年间，河西走廊已经成为农桑兴旺、富甲天下的经济重镇。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长安陷落后，中央迅速失去了多个北方重镇，其中就包括被吐蕃趁机占据的河西。

其后数百年里，河西一带频繁易手，被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游牧民族争来抢去，旌旗遮日兵甲漫天。受旷日持久的战争影响，河西的社会经济迅速衰退，再也看不到昔日殷富繁华的盛况。

元末明初，为扫清盘踞边疆的元军残余，明廷制定了严格的卫所制度，在北方关外之地设立了“关西七卫”，以为中原之屏障。

此时，河西走廊重要的战略地位再一次凸显出来，成为明朝中央重兵驻防的关键枢纽，河西走廊由此迎来历史上又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到了清朝以后，虽然河西走廊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重要性大不如前，甘肃的政治中心也从张掖改为了兰州，但得益于朝廷的政策关照和悉心治理，河西的经济面貌迅速恢复振兴，“金张掖”“银武威”的美名至今仍响彻大江南北。

结语：

它既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又是对外战争的兵家必争之地；它既是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纽带，又是历朝历代国运兴衰的风向标。

作为古代中原王朝在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中心，河西走廊在中华文明史上占据着无可替代的特殊地位。

参考：

1、《汉书》

2、《新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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